淳安位于浙江西北部，地邻歙县、黄山，因此这地界四面环山、地貌呈盆地状态，新安江几乎贯通了整个淳安。
因而，交通不便和漕运发达这两个略显矛盾的状况同时集中在了淳安身上。
对于靠耕种为生的百姓来说，淳安是贫困的，对于守着码头，靠水吃水或者跟运司衙门跑船做工的漕力汉子来说，淳安又是福地。
淳安的经济支柱基本来自于三个方面。
第一就是传统的农耕业，占比大概在五成。
第二就是漕运，漕运业占了淳安三成。
最后两成便是淳安当地的蚕农，他们搞了家庭作坊，弄上一架织机便可解决温饱问题，这算是淳安的手工织造业。
陆远这些天也看过淳安县衙的账册，去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五年，淳安县衙的税赋为粮一万九千四百石、布两千六百二十匹、银五千九百两。
统算下来大概折银为两万一千两。
这还没有算漕运。
因为漕运的税不在淳安县衙，而是在运司衙门，也就是在省里。
不然的话，大概可以收到两万七八千的样子。
富县。
毫无疑问的富县。
两万一千两只是明面上的财政收入，这钱是要押送国库的，别忘了，淳安县上上下下还有一千七百多名衙差、杂役和义勇要吃饭呢。
这些人的钱朝廷可不发，全靠着淳安县自行解决这笔财政支出。
因此什么进城钱、摆摊钱、开门钱就都冒出来了。
乡下的百姓进城要交钱，一个人头十文钱。
摆摊卖东西要交钱，一个摊位一天十文钱。
商铺开门做买卖，一天要交二十文钱。
除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以外，还有报官钱。
打架斗殴、房屋失火、偷鸡摸狗、邻里纠纷，甭管什么原因吧，只要惊动了官府或者说被巡城的衙差发现，哪怕衙门没‘帮’什么忙，只要出了现场就要收钱。
一次五十文，概不还价。
因此靠着这些，淳安县衙每年的隐性收入便高达三万两。
三班衙差每年发四身衣服、八两银子。
杂役每年发两身衣服、五两银子。
义勇每人发一套布甲和兵器、每年发十两银子。
折算下来，一年下来一千七百人大概要发出去两万四千两。
剩下的六千两，一半作为衙门公费，用于修葺县衙和对上接待，另外一半就是知县、县丞、主簿、教谕、六房吏目等县衙主要官吏们来分了。
一般来说知县、县丞、主簿三人就要分走一半，即一千五百两。
仅此一项就要比俸禄多出十倍不止。
“淳安是福地啊。”
陆远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登上城内小船，望着沿河边上繁华的酒楼、妓院、赌档，同身边的邓连三感慨道：“富裕安宁，不愧是江南宝地，本官在京师三年，常闻国家财税，九成出于江南，此言诚实不虚。”
不善言辞的邓连三并未接话，沉默应对。
陆远笑笑，也不再多言。
小船乘风而行，很快便来到城东，肉眼可见的繁华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破败简陋的矮舍和嘈杂的嚷嚷声。
随处可见的垃圾堆满街头巷尾，污水横流臭气熏天，一名名衣衫不整的地痞露天支起了赌桌，亦或是三三两两的成群结伙，讹诈骚扰着过路行人。
偶尔也能看到几名巡逻衙差，可这些衙差的出现并非是为了维系治安，似乎对这里的混乱早已习惯，他们的到来也只是来收钱罢了。
赌桌收钱、商户收钱、摊贩收钱，连着野鸡娼寮个个不落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凡是有营收的地方都挨个去收钱。
甚至连路过的老百姓挎着菜篮子都要收钱。